“厚李广,薄卫青”不只是司马迁的个人好恶,而是政治理想的表达

2020-06-14 12:51

《史记》是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一部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

司马迁在编撰《史记》时,秉承“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的理想,肩负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述往事以思来者,用他深厚的文学修养和高超的艺术手段来撰述《史记》,使得《史记》不但在史学界,乃至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有"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之称。

但是,司马迁也是人。虽然他在撰写《史记》时,尽量以客观公正的角度去记录历史,但对于历史人物,他也有着自己的好恶。战国时魏国的信陵君就是司马迁的偶像,所以在写信陵君时,司马迁对魏无忌推崇备至。列传中147处称公子,这在另外战国三公子中是没有的。评价也极高:“吾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夷门者,城之东门也。天下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岩穴隐者,不耻下交,有以也。名冠诸侯,不虚耳。高祖每过之而令民奉祠不绝也”。甚至说公子在,秦不敢入边十余年。

除了信陵君外,一代名将李广也太史公最为钟情的人物之一,而同时代在汉匈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大将军卫青却没有赢得太史公青睐。对比二人的传记,不难看出司马迁对李广有着深深厚爱,而对卫青“以柔和自媚于上”则带有几分鄙薄。

“子长作一传,必有一主宰,如《李广传》以不遇时二字为主,《卫青传》以天幸二字为主。”司马迁在《史记》中把李广塑造成为一个可歌可泣的悲剧英雄形象,李广的活动时时处处闪烁着人的本质力量和自我主体意志的光辉。

司马迁对李广的刻画是细致的,通过李广的战争经历向人们展现了一位骁勇善战、智勇双全的将领。当李广率领百余名骑兵遭遇匈奴数千大军时,“广之百骑皆大恐,欲驰还走。李广上马与十余骑犇射杀胡白马将,而复还至其骑中,解鞍,令士皆纵马卧胡兵终怪之,不敢击。夜半时,胡兵亦以为汉有伏军于旁而夜取之,胡兵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广乃归其大军。”

在这段描写上,司马迁将李广的智勇双全刻画的淋漓尽致,本来一场李广军处于完全劣势的遭遇战,在李广沉着冷静的指挥下,化险为夷,全身而退,令人对李广的战争指挥艺术叹为观止。而《史记》对卫青七次出击匈奴的记载中,我们看不到这样将人物特性表现的淋漓尽致的战争场面,对于卫青所取得的战功多是在引用汉武帝诏书的内容。

司马迁用“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表达了对李广生不逢时的惋惜,用匈奴称李广为“汉之飞将军”表达了敌人的李广的恐惧,用李广死后“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表达了人民对这位飞将军的怀念。而对于卫青,则只有“大将军为人仁善退让,以柔和自媚于上,然天下未有称也”这样的委婉批评。二人在司马迁心中的地位,有着天差地别。

在《史记》中,李广做到了“匈奴多畏其略”。他不在乎军中规矩的约束,“无部伍行阵,不击刁斗以自卫”;行军不拘常法,在数倍于己的敌人面前“解鞍,令士皆纵马卧”,能沉着冷静的应对不利局面;在被捕的境遇下,“广佯死,睨其旁有一胡儿骑善马,广暂腾而上胡儿马,因推堕儿,取其弓,鞭马南驰数十里,复得其余军,因引而入塞”;李广与士兵同甘共苦,“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身上渗透着毫无畏惧的力量和狂飙式的精神。

威震天下的李广,却终生不得封侯。对命运的不服,对现实压迫的不屈,对自我价值的不甘,李广最后以引刀自刭的方式,宣布对命运不公的判决。司马迁为李广洒下了同情的泪水,太史公对于李广的厚爱不言而喻。

在《史记》中,面对匈奴七战七捷,为历代兵家所敬仰的卫青的传记,却排在了对匈战争中并没有多少建树的李广之后。而且无论是从行文的传次前后安排还是对两者人物性格的刻画上,以至于对二人的评价上,李广远远高过卫青。司马迁为何如此厚此薄彼呢?

自《史记》问世起,就有许多学者为卫青鸣不平。历史上的卫青战功累累,这是不可否认的。但司马迁并没有展现卫青的谋略、才能,而是侧重写卫青的成功大多源于他“以和柔自媚于上”,战功的取得是君主庇护的结果;而李广的战功靠的是谋略、胆识、箭法和机智,体现了李广最为独立的个体独特存在价值。

李广想在卫青身上体现的,是卫青在天子恩宠下建功立业,是卫青在对君主意志的臣服中,自我主体意志的消解。

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二月,大将军卫青从定襄出兵攻打匈奴。当时卫尉苏建为右将军,郎中令李广为后将军,均隶属大将军卫青节制。苏建带着三千多骑兵遇上了匈奴单于的兵马,双方交战一天多,苏建全军覆没,只身一人逃回到卫青那里。

卫青征询军正闳、长史安和议郎周霸等人意见,商量如何处置苏建。周霸说:"苏建弃军而逃,该斩";而军正闳、长史安都说:"两军交战,兵力少的一方即使坚决拼搏,也要被兵力多的一方打败。苏建以几千军队抵挡匈奴单于的几万人马,军队伤亡殆尽,也不敢对朝廷有背叛之心,自动归来,不应当杀。"卫青说:"我以皇亲身份在军中当官,不愁没有威严。即使我的职权允许我斩杀有罪的将军,凭我尊宠的地位也不敢在国境外擅自诛杀,而应将情况呈报天子,让天子自己裁决,以此表示做臣子的不敢专权"。于是卫青将苏建送往汉武帝巡行所在之地,让武帝自行发落。后来苏建出钱赎罪,免除死罪,废为平民。

苏建全军覆没,对卫青来说,“使臣职虽当斩将”,完全可以按照军法将其斩首。然而卫青却做出了归请天子裁夺的选择,司马迁通过这个事件的详细描写,深层的反映出卫青对君主权力的臣服,和缺乏独立自我意志的深层表现。

卫青平时“以和柔自媚于上”,不思以国家社稷为重,献媚于君主宠姬为求自我地位与权势的稳固。“大将军青侍中,上踞厕而视之”,说的是大将军卫青侍奉宫中,汉武帝蹲在床边召见他。但是汲黯进见时,武帝不戴好帽子都不敢接见。武帝曾经坐在武帐中,汲黯近前呈奏政事,武帝没戴帽子,远远看见汲黯来了,就躲到帐子中,让别人代替批准了他的奏报。汲黯被尊敬、礼遇和卫青的献媚相对比,突出表现出卫青在君主意志面前的渺小与微不足道。

司马迁善于通过人物的小事表达对人物的认识,卫青功业的建立依存于的天子的权利而存在,成了君主意志的象征,这是人的自我意志与自由被君主意志所消解。这种写法,深层次的揭露了君主权力对人的价值、意志和自由的毁灭。卫青自始至终也没有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独特的存在价值,丧失人作为具有独立主体意志的个体对自我价值的表达。

《史记》的写作主旨是 “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充分表明,司马迁是一个有着自己的独立人格的人,他有着自己一整套有关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等方面的追求。

西汉王朝到了汉武帝时期达到了鼎盛。但在这种盛世之下,司马迁敏锐地觉察到了隐藏的危机。熟悉历史的司马迁,对历史的兴衰有着自己的见解,对盛世王朝下所隐藏的政治经济危机心急如焚。他看到了汉武帝好大喜功,为了支撑对外战争而与民争利,看到了王朝内部官员的腐朽,人民生活的困苦,心中忧虑不已。秦朝的灭亡并不遥远,他仿佛看到了大汉王朝灭亡的影子。

汉武帝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思想意识上加强了对士人的控制,整个思想界的自由之风在汉武帝的打压之下戛然而止,春秋战国以来“百家争鸣”的学术春天一去不复返。面对专制主义加强的趋势,司马迁发出“成一家之言”的呐喊,正是对这种思想界专制主义加强的反抗。司马迁对于李广的厚爱而对于卫青的菲薄,正是作为有着独立人格的历史学家,做出的反抗的一种体现,这种一厚一薄正是阐述一家之言的具体载体。

司马迁主张用人“尚贤”,期望任人唯贤,任人唯能,反对任人唯亲。李广的成功,是依靠的自己能力,通过一场场战斗真刀实枪搏来的。李广因为“杀首虏多”而升为汉中郎,再从陇西太守到骑郎将,转徙各,“以力战为名”,先后以骁骑将军、右北平太守、后将军、前将军等职务出击匈奴,直到最后引刀自刭。李广不媚权贵,是凭自己能力打出来的将领。

大将军卫青出身为奴隶,之所以能够平步青云官至大将军,完全在于皇帝的裙带关系。卫青的姐卫子夫得到汉武帝的宠爱,作为汉武帝小舅子而从奴隶变为中大夫的卫青,根本就不能与李广相比。元朔元年,卫子夫被立为皇后,“青为车骑将军”,此时的卫青功绩尚不足以得到这么高的封赏,这个车骑将军究竟是自己的能力使然还是因为其封为皇后的缘故?

我们都知道,汉武帝后来宠幸李夫人,封李夫人之兄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出征匈奴和大宛,结果造成手下李陵被匈奴所灭,李陵投降匈奴。司马迁正是在为李陵辩护的过程中,被处以宫刑。我们可以,司马迁对李广利是很痛恨的。汉武帝宠幸卫子夫而封卫青为车骑将军,与后来的宠幸李夫人而封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如出一辙,可以说卫青很难得到司马迁的好感。在司马迁的眼里,卫青和李广利都是以外戚身份而得以出将封侯,同依靠真实能力的李广比起来,他们在《史记》中的形象,自然逊色很多。

司马迁对悲剧英雄具有特殊的偏爱,从屈原到魏公子无忌,从项羽到韩信再到李广,这些悲剧英雄都被司马迁浓墨重彩的写进了《史记》,并且给予了很多太史公着色。

汉家兵败,司马迁仗义为李陵辩护却惨遭宫刑。当时满朝上下,没有一个人为司马迁说话。司马迁自己记载了当时的悲惨状况:“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囹圄之中,谁可告愬”?他心中的悲愤之情可想而知,这足以让他和历史上的那些悲剧英雄在心灵上产生共鸣。

李广是李陵的祖父,也是一位悲剧英雄。他为国家效力尽忠,满门忠烈,是一位在匈奴战场上立下汗马功劳的宿将。但他的结局是自己饮恨自刭,儿子李敢被霍去病射杀,孙子李陵在歼灭数倍于己的敌人之后不得已投降匈奴,但是换来的却是“自是之后,李氏名败,而陇西之士居门下者皆用为耻”。而卫青却平步青云,在皇帝、皇后的庇佑下扶摇直上,最后成为大司马大将军。卫青胜则加封,败则有属下顶包,怎么能够得到司马迁的青睐?

汉武帝虽然威震天下,可司马迁却透过浮华的盛世,看到了王朝衰败的痕迹。汉武帝连年战争,与民争利,掠夺民众财富,中家以上大量破产;又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加强君主专制,一改无为而治的国策,形成了强大的中央集权专制。司马迁对此忧心忡忡,他只能通过手中的笔,告诫汉武帝不可重蹈秦朝灭亡的覆辙。

司马迁反对匈奴对汉朝的进攻,但也反对汉朝对匈奴的进攻,特别是出于好大喜功而发动的战争。所以卫青尽管在对匈的战争中立下显赫功劳,但在司马迁心中,卫青的功劳越大,政府对人民的搜刮越厉害,国内社会就越动荡。因此卫青是汉武帝在武功上加强君主专制的执行者,是劳民伤财、祸国殃民的直接行动者。他们满足了汉武帝的一己之欲,带给广大百姓的却是民生凋敝,以及造成大汉王朝内部危机四伏。

汉武帝虽然雄才大略,但是极度自负,不容易听进去别人的意见,也好大喜功,铺张浪费,为了换取其他国家来尊奉他,不惜花费大量金钱去赏赐这些国家,让他们觉得汉朝有多富有多强大,严重地消耗了国力。

在汉武帝一朝,以卫青霍去病为代表的、满足汉武帝好大喜功虚荣心的军事人才,以及桑弘扬为代表的、能对人民进行思想控制,提供封建专制集权合法性的人才,都是汉武帝喜欢的对象。但是,封建宗君主专制要求这样的人才要服从于统治阶级的价值取向和利益要求,维护这一制度群体利益被置于个人自我意识之上。这一点卫青能做到,李广却做不到。

司马迁“厚李广而薄卫青”,是司马迁反对汉武帝在文化、军事、经济、政治上加强君主专制的结果。司马迁敏锐地发现了秦汉以来的君主专制制度的加强,而这种君主专制主义的加强在文化上束缚士人的思想,使人拘泥于汉经的桎梏; 政治、军事上各级文武官吏成为贯彻君主个人意志的工具,政治、军事氛围趋于保守; 经济上统治者极尽搜刮之能事,与民争利,造成民生凋敝,带给人民无尽的灾难,同时也让大汉王朝危机四伏。

所以,《史记》对卫青和李广的这种厚此薄彼,一扬一抑,正是司马迁对种专制主义弊端的揭露,是司马迁自己政治理想的表达,也是司马迁对汉武帝的控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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